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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科学界有几种欺诈行为,很少有人知道,除非是熟知就里的内行。……这些行为可以分类,冠以欺骗、造假、修正数据和篡改资料之名。……他们(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)可以确信:他们所发现的每一个事实,他们所完成的每一项好的实验,都会立即被人重复、论证和评说。

——查尔斯-巴比奇(CharlesBabbage,1830年)

在科学研究中公然的欺诈很罕见。此外,在科学上,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,没有永久无法侦破的谋杀,因为没有限制法令,人们可以一直追究下去。凡是重大课 题,或迟或早,其实验都会被重复,其理论必定会受到其他人的检验论证。尽管如此,本书描述的并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,它描述的是一个比较灰色的领域,我 们科学家在这个领域有时候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迷失。

原创科学——托马斯-库恩称之为“范式科学”——通常都涉及构想一个假说,这一假说必须能够通过实验证实。这种假说在提出来的时候,往往看上去非常完美, 显而易见,我们因此认为肯定正确无误。我们会设计一项实验去证实它;结果似乎也支持我们的设想。我说的是似乎。有时候,会有一些不一致的数据显示出来:8 点中有2点不在一条直线上,7个实验中有一个疑点不能成立。我们把它归咎于实验的易变性,或者统计学上的偏差。这些是科学上不可避免的情况。于是,我们发表了经过处理的结果。论文引起了轰动,同事和竞争对手竞相重复我们的研究,用其他方法去测试验证。“正常的科学”占了上风,我们的范式在圣殿里赢得了一席之地。

假如我们的洞察力深邃,我们的推理无懈可击,那么修改数据从道德上来说又该如何解释呢?150年前,英国数学家查尔斯-巴比奇注意到这种行为,他严厉谴责 了这种不轨行为。当然这种现象由来已久:孟德尔肯定这么做过,艾萨克-牛顿爵士也可能做过,毫无疑问,弗朗西斯-培根本人,也曾以超越真实的眼光,修饰过 他的数据资料。可我们的合作者,我们的学生如何呢?他们因此受到感染了吗?我们是否由于无视榜样的作用而加倍玷污我们所信奉的原则?科学是对于真理孜孜不 断的追求,科学界也是一个社会团体,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规矩,有自身的社会合同契约。科学精英这种职业上的越轨行为会对科学文化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?

这类灰色的问题正是我想在这部小说中揭示的。然而我不能够,也决不会,按照一般的做法明确声明不承担责任,说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虚构的,所有与真实情况相一致之处都仅仅是巧合。这也不是一本科幻小说。例如,基本上所有关于昆虫的细节都是真实的:雄性蝎蛉真的表现出易装癖(异性模仿)行为,雌性汗蜂的性行为确实受到一条化学贞节带的影响;信不信由你,根据鲁珀特-默多克的论文发表之前的一项实验证实,《华尔街日报》真的会阻止无翼小虫的性成熟,导致一种昆虫夭折,而伦敦的《泰晤士报》却无碍。

本书虽然是虚构的科学故事,却有一个例外,故事中所描述的科学事实都是真实的。康托教授、杰里迈亚-P-斯塔福博士和塞莱斯蒂娜-普赖斯,以及其他许多次 要人物,诸如格雷厄姆-勒夫金教授、库尔特-克劳斯和琼-阿德利(原姓亚德利)都是我虚构的。在我的书中,琼-阿德利将名字从亚德利改变成现在这样,以便 爬到作者署名的前面,这确有事实根据。我的确有一位科学界的熟人,通过法官的笔,跳跃了20个左右的字母跑到了前面。谁能够保证康托、斯塔福和其他人在现 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呢?在我4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,我遭遇了在各种伪装下的这种人物。除此以外,其余大多数名字都是一些真实的人物:那些获得过诺贝尔奖桂 冠的人;哈佛大学教授中的有机化学教授,名声卓著的科学家麦康奈尔、中桥、罗洛夫斯、罗勒、斯托克和威廉斯;《科学》杂志的科什兰和《自然》杂志的马多克 斯等编辑。我曾经遇见过所有这些人,其中有些人还是我的挚友。我让他们出现在书中决无他意,纯粹是因为我仰慕他们的成就和人品。

发表、优先权、作者的名字排列、杂志的选择、大学里的终身职位、为研究工作等从基金或赞助人处申请获得捐款的本领、诺贝尔奖、对他人的挫折幸灾乐祸,这些 是当代科学的灵魂和辎重。为了要说明这些,我安排康托和斯塔福研究一个完全虚构的肿瘤发生理论。像小说中的斯塔福和康托那样,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里面通 过一两个简单的实验加以论证,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,这在现实里几乎没有可能。虽然他们的研究是编造的,但是,实验室的背景、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和抱负却都是 真实的,并没有编造和夸大。作为一名从事科学研究的作者,我只有说服自己,他们(康托和斯塔福)的科研项目纯粹是虚构的,才能够深入描写那些行为和态度。 其实,这些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情况更加常见。

诺贝尔的囚徒

卡尔-杰拉西著

黄群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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